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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全八册）（张静庐辑注，上海书店出版社，年7月）
关于本书
本书是“四马路出版界的霸才”、资深出版家、民国出版史上重大事件亲历者张静庐先生历经十余年功夫，收集、整理、辑注自年京师同文馆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近年时间内的有关出版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全书共七编八册，余万字，篇资料，并附录了幅涉及出版事业的珍贵插图、书影等资料，具有“体例多元，视野开阔，力图求真，注释详备，独出新意”的特点，是近现代出版史、文化史研究不可或缺的文献参考书。
关于作者
张静庐(～)，浙江慈溪人。中国现代著名出版家，早年曾在上海泰东图书局担任编辑，并先后参与创办光华书局、上海联合书店、现代书局、上海杂志公司等出版经营机构，经营出版有不少量进步期刊，如《洪水》《拓荒者》《大众文艺》《读书生活》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计划处处长，古籍出版社编审，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组组长。主要著述有《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革命外史》《在出版界二十年》，编有《中国近代出版史料》。
张静庐与《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
邹振环
述及中国近现代出版史史料编纂，我们情不自禁地会想到张静庐先生（下文为叙述方便，省略“先生”）。我曾经在论著中将他和阿英称为近现代中国翻译出版史研究中“史料学派”的两个代表。如果整理和辑注史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研究是从张静庐起步的。20世纪50年代起，他以一人之力编辑了《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以及《中国出版史料补编》8册，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前30年中国出版史学界独步一时的人物。
一、出版史研究脉络中的张静庐
年上海正式开埠后，很快从一个中等县城成为一个世界瞩目的重要贸易港口，跃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进而又发展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上海从一个区域性的中等城镇成长为国际化的大都市，同时伴随着书业文化的重镇由江南向上海的转移过程。这一变迁既得益于开埠，也和江南地区的战乱有关，太平天国战事直接导致江南大批书坊和私人刻书业向上海东移。晚清上海成为中国“现代出版”的中心，除了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输入新技术和新知识之外，还与两个地理空间因素的转移有关，一是西方传教士所创办的新式译书机构从香港、广州等的北上转移，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作为上海腹地的江南书业向上海的东向转移。
19世纪中叶以来，大批江南书业的商人迁来沪上，加之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新式出版机构，使上海成了西法印刷的中心、全国出版业中心和最大的图书市场。清末在沪开设的印刷所、书店，如雨后春笋，石印有点石斋等56家，铅印有墨海书馆等21家。据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统计，从至年全国共有中文期刊种，除去日本出版的59种，以及法国和美国出版的各1种，由国内出版的共种。其中在上海出版的有69种，占总数的41.8%。民国时期的上海，堪称全国书业的“半壁江山”，并一直是中国翻译出版的重心所在。至年，中国家出版机构、团体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的译著（不包括古籍、文学作品、儿童读物）约为多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就占了3多种，即27.3%；其中哲学译著占同期同类出版物的34%；经济学占26.2%；史学占36.6%；文艺理论占46.3%。近代上海出现如此发达的出版群体，形成兴旺的图书报刊市场，可以说开创了上海，乃至中国新式出版的一个“黄金时代”。上海也是中国近现代民营出版业的摇篮，晚清以来上海先后出现了一大批新式民营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新知书店、现代书店、上海杂志公司等，孕育了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沈知方、章锡琛、邹韬奋、巴金等一批留芳青史的民营出版家，在这一长长的名单中就不能不写上张静庐的大名。
有关张静庐的研究，目前所知主要的研究篇文，是从其生平论述开始的，如苏嘉《张静庐的身世和青少年时代》（《出版史料》年第4期）、陈青生《张静庐的小说》（《新文学史料》年第2期）、俞筱尧《坚持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老出版家张静庐》（《中国出版史研究》年第2期）、杨石华《出版人自传中的集体记忆书写及其情感呈现——以在出版界二十年为例》（《出版发行研究》年第11期）、李明山《张静庐谈“出版难”》（《出版史料》年第3期）、高苑敏《铅椠辛勤奏新音——试论张静庐和他的新书事业》（《新闻世界》年第10期）、杨虎《张静庐先生的现代创新型出版家素养刍议——读在出版界二十年札记》（《出版发行研究》年第5期）等，这些论文的基本材料都来自传主年完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一书；更多的是从出版事业及其出版思想角度切入的，如宫为之《一个出版家的“举鼎雄心”——张静庐出版事略》（《编辑学刊》年第2期）、杜娟《张静庐的出版思想撷要》（《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年第4期）、陈矩弘《从书店“巡阅使”到出版家——张静庐出版经营思想论略》（《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4期）、乔晓鹏和王鹏飞《张静庐与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的出版》（《中国出版史研究》年第1期）等；直接涉及张静庐在出版史料编纂上贡献的篇文并不多，主要有罗伟国《张静庐与中国出版史研究》（《编辑学刊》年第3期）；在史料价值方面，尤以俞筱尧年所撰《出版家与出版史家张静庐》（氏著《书林随缘录》（增订本），中华书局年，页—）一文为突出。
人物研究是否有博硕士学位论文，是该人物研究纵深度的一个标志。目前所知，张静庐的研究已有4篇硕士论文，即王秀玲《张静庐与中国近现代图书出版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年）、刘兵《论张静庐》（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年）、齐晓艳《张静庐出版思想研究》（河北大学硕士论文，年）和乔晓鹏《学科史视野下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年），博士论文暂付阙如。
二、闯荡海上的“出版界野马”
张静庐（—），年5月7日（农历四月初七）出生于浙江镇海龙山乡西门外村（今属慈溪）的一个屠户之家，原名张继良，“静庐”两字是在民国五年（）才起用的笔名。他在自传中特别提到自己的家乡“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人杰地灵”，产生了一位近代伟大的企业家“阿德哥”——中国民营航运业巨子虞洽卿（—），“有了像阿德哥般的大人物出现，然后这小小的龙山镇，就具备了现代化的都市雏形”，有电报局、自来水、小菜场、救火会所和小火车等，堪称“浙江第一村”。步入现代化小镇孕育了张静庐，但其一生几乎都活跃在上海这一出版中心，年从中华书局编审职位上退休，寓居上海，年逝世，享年72岁，叶落归根，墓葬于慈溪市龙山镇龙山公墓。
张静庐出版事业的成功离不开上海这个现代都市的书业大舞台。年15岁的张静庐小学毕业后离开家乡赴上海天潼路的“同庆永”烧酒行当学徒；年在上海新开河新康洋纸行“学生意”，后在浙江路小醉天酒保当外帐房。业余时间经常到毗邻的福州路一带的书店阅览书刊，爱书成癖，于是也有了“棋盘街巡阅使”的雅号。这些经历为他后来成为编辑、出版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7岁他自筹资金创办了《小说林》、《滑稽林》刊物，因缺乏经验和资金不足而夭折。年，他到天津担任《公民日报》副刊编辑，这是当时国民党华北总部的机关报，后随报社迁至北京，因张勋复辟而停刊。失业后他开始了辗转流浪的生活，当过国文教员，做过卖枣子的小贩，在运输公司充任过文牍。两年后，其父不幸过世，急需用钱的张静庐寄居在老家镇海，依靠亲戚的接济过活。
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运动的风潮从北京、上海、宁波传到镇海乡下，这股爱国热情极大地感染和激发了张静庐。事业连番受挫而又遭丧父之痛，作为失业青年张静庐前往上海支援运动，年8月22日张静庐还与张东荪、虞澹庐、沈玄庐等发起成立了“新思潮学社”，他主要负责主持出版及编辑。积极投入“六三”运动，参加上海救国十人团联合总会，主持机关报《救国日报》编务，他还被宁波市各界联合会推举为该会出席全国工商学各界联合会代表。期间他还致函同乡大佬虞洽卿，对其保免被通缉安福系祸首之一的李思浩表示质疑。
年他在上海创办了《新的小说》（月刊），由上海新潮社出版，该刊也成为他踏进出版界的门槛。张静庐在自传中回忆当时的心情：“（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要冲破这封建的樊笼，我要改造恶劣的环境，——用我的血和力，创造新生命。”期间他结识了上海泰东图书局经理赵南公，并应邀出任该书局编辑，郭沫若、曹靖华等应张静庐之邀，进入泰东图书局协助工作。该书局被称作“创造社的摇篮”，聘用创造社成员，出版创造社的刊物，郭沫若因此与张静庐结下了友谊。期间该社不仅推出了张静庐的《中国小说史大纲》，也出版由他编纂的《杜威罗素演讲合刊》。
年他离开泰东图书局，次年与沈松泉、卢芳等合资创办光华书局，张静庐任经理。任职期间主持出版有郭沫若《三个叛逆的女性》和《文艺论集》、丁玲《自杀日记》、胡也频《三个不统一的人物》、漆树芬《经济侵略下之中国》、孟超《候》、王独清《圣母像前》、史岩《模型女》、滕固《死人之叹息》、冯都良《怅惆》、叶鼎洛《前梦》、洪为法《长跪》、倪贻德《东海之滨》、杨荫深《一阵狂风》、向培良《我离开十字街头》等新书多种。出版的期刊有周全平主编的《洪水》半月刊、叶灵凤等主编的《幻洲》半月刊、叶圣陶主编的《光明》半月刊、高长虹主编的《狂飙》周刊、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李一氓主编的《巴尔底山》旬刊、周扬主编《文学月报》和徐懋庸主编的《新语林》半月刊等20余种。
年张静庐又与洪雪帆、卢芳合资，在福州路创办现代书局，卢芳担任门市部主任，张静庐任业务经理。担任总经理的洪雪帆利用自己与近亲虞洽卿的关系，商请虞氏转知四明银行获得了几万元的信贷。在张静庐主持现代书局期间，出版过郭沫若《反正前后》、《创造十年》，郁达夫的《屐痕处处》、洪灵菲的《流亡》、老舍的《猫城记》、张天翼的《蜜蜂》、罗皑岚的《六月里的杜鹃》、蒋光慈的《菊芬》和《最后的微笑》、阳翰笙主编的《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运动史》、《经济学概论》和《唯物史观研究》等新书余种。期刊有田汉主编的《南国》月刊，潘汉年、叶灵凤主编的《现代小说》月刊，蒋光慈主编的《新流月报》，郁达夫主编的《大众文艺》月刊和潘梓年主编的《洪荒》半月刊等10余种。
张静庐是一个视野宽广、勇于探索的出版家，素有“出版界野马”之称。长期在上海经营书局出版的经验，使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出版理念。由于自己的书店规模小、资金少，他选择了出版周期短，更易为大众接受的专营文艺新书的经营路线。这样不但避开了与大型出版机构在业务上的竞争，也便于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他原来曾打算光华书局和现代书局都以出版文化书刊为主，但可以各自形成分工，“光华”以出版文艺书刊为主，“现代”则主要以出版社会科学书刊为主。但现代书局开业不久，因为与洪雪帆意见不合而辞去。在书业不景气的情况下，他仍尝试创办一家以出版社会科学书刊为主要业务的书店。年他独资筹办的上海联合书店，开业一年左右出版新书多达30种，其中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最著名，但不料竟然有17种遭到国民党当局查禁。在洪雪帆邀约下，他再次重返现代书局，联合书店的全部资产，包括纸型等均转让给了现代。由于屈从于政治势力的高压，张静庐替国民党出版了《前锋月刊》和《现代文学评论》，遭到鲁迅等进步作家的抨击。
张静庐深切地了解上海普通知识人的心态，决定出版一种纯文艺的刊物《现代》，聘请施蛰存出任主编。为避免受到政治高压的限制，在牟利的同时，他尝试形成一个实现塑造文化品质的“公共空间”。他的好友施蛰存在《创刊宣言》中明确宣布，《现代》“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希望能够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给全体的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合的贡献”，避免新文学同人刊物的同质化倾向，以突出“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显示出以“新”、“奇”而立的姿态。《现代》还采用“特大号”“创作增大号”“五月特大号”“狂大号”“现代美国文学专号”等多种形式，一期《现代》价格三角，价廉物优，自然有很好的销量，一度销售高达一万份。使现代书局第一年度的营业总额从6元上升到13万元。为此，张静庐自豪地表示：“在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现代的信誉与营业日益隆盛。民国二十一二三年间，已是全国唯一的文艺书店了。”
张静庐在办书业的同时，还参与办报。20世纪20至40年代的20年间，上海先后推出了6种宁波报刊，分别为《宁波七邑周报》《宁波三日刊》《上海宁波日报》《宁绍周刊》《上海宁波公报》，其中年8月20日创刊的《宁波周报》，就由张静庐出任编辑。年7月，张静庐与旅沪甬人洪雪帆、余华龙、任矜苹等为“沟通同乡消息，调查甬侨生活，发扬地方舆论”起见，在上海发起创办《宁波日报》，张静庐担任总编辑。该报内容分为评论、旅外消息、七邑新闻、乡土论坛、农村调查、名胜导游、事业概况、甬人日志、读者通问、四明掌故以及其他小品文字等。年4月，为了巩固基础，扩充规模，还自办印刷。由此《宁波日报》不仅销量大增，共得一万二千七百五十订户，内容也逐渐充实，自年12月1日起，增辟上海社会版，内容除评论、电讯、新闻版外，还有大西洋、四明话、旧新宁波等小品，另有每日轮流出版的各种附刊，星期一为《好恶周刊》，星期二、五为《法坛》，星期三为《衣食线》，星期四为《国货电影宣传周刊》，星期六为《旅刊》，星期日为《每周电影》。
年张静庐还有一个重大举措，即创建上海杂志公司，初时以代订代办杂志为主，是中国第一家专门发行杂志的书店，开中国书店专营杂志的先河。他从小酷爱读书和写作，对书刊有特殊的爱好，在当学徒的日子里，他经常徘徊于福州路几家书店里。这一段流连忘返的书店读书经历，使他深切感受到开架售书的重要性，因此他决定要把上海杂志公司办成一个“杂志市场”。该公司搜集全国各地所出杂志在门市出售，品种有时多达余种，成为当时一个具有相当规模期刊的专业书店。他任总经理期间，强调“快、齐、廉”三字经，除了迅速及时，在公司不仅配备了常见的畅销杂志，即使专业、冷门的杂志也照样备货；并尽可能采取“薄利多销”廉价销售的方法。年起成立编辑部，编辑出版杂志和图书，成为上海杂志公司业务由专门售卖杂志向图书出版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该书局赞助出版了不少进步期刊，先后出版黄源编《译文》、孟十还编《作家》、黎烈文编《中流》、平心编《自修大学》、丁玲主编《战地》、胡风主编《七月》、施蛰存和康嗣群编的纯文学期刊《文饭小品》等。他邀约施蛰存任主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约请的编委都是文坛名流，包括胡适、周作人、郑振铎、叶圣陶、郁达夫、俞平伯、朱自清、丰子恺、沈启无、刘大杰、阿英等20人。这些名家参与编辑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以“珍本大众化”和“珍本杂志化”相号召，刊行的宗旨一是为了让珍本大众化，使普通读者都能买得起，二是为了对古典文学名著的版本正本清源，底本尽量择取善本、秘籍，有的还借抄于孤本。限于当时的条件，有些书的底本难以从私人珍藏中获取，也无法从图书馆得到支持，仅从购求中求其善。年抗战爆发，“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出版只得停止。上海杂志公司还推出叶灵风著《读书随笔》、于伶著《大明英烈传》、姚雪垠著《战地书简》，以及《郁达夫游记》、《望舒诗稿》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年上海杂志公司内迁汉口、广州、桂林、重庆等地，设立分支机构12处。在桂林设出版部，出版抗日书刊，这一时期出版配合抗战的宣传书刊百余种，如刘白羽著《八路军七将领》等。张静庐认为“唤起全国民众的抗战情绪，发动民众自卫武力，编制通俗的大众读物来，这些都是有智慧的作家们的责任，也是贤明的出版家的责任。”年，张静庐在重庆主动配合黄洛峰，串连13家出版社，成立新出版业联合总处。翌年5月、8月，先后在重庆、成都建立联营书店，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发展到27家，年底增至33家，新中国建立前夕，已增至55家。在出版策略上，他制定了代理发行杂志的“代订退订绝对自由”的方针，其独到的发行之术，让他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独树一帜。不仅如此，他在出版经营、资本运作、出版竞争、人才管理等各个方面都有着独到的思想。他的老朋友阿英在30年代曾对他说过：“要编纂一部比较详尽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似乎不应该忘掉你。”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茅盾、夏衍、老舍、洪深等发起纪念张静庐从事出版事业25周年征文活动，董必武曾经亲笔题诗：“铅椠辛勤廿五年，文坛几见斗芳妍。是真名著千秋业，拣选刊行世始传。”表彰他在传播新文化和对出版事业所作出的积极贡献。亦可见当年张静庐在出版界和文化界的地位。抗日胜利后书店回迁上海。年后与其他出版社组成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后并入新文艺出版社。
张静庐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著名的出版家之一，海上这一出版重镇为张静庐这匹“野马”提供了驰骋的广阔原野，也因此这位爱书成癖的书痴，将其一生全部贡献给了编辑出版事业，其书店经营和杂志发行之术引领时代风骚，其出版思想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三、“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实践
年，张静庐出任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计划处副处长、私营处处长和出版总署专员，总署撤销后，他在中华书局担任近代史编辑组主任。他是一位有着浓厚学术兴趣的出版家，早年从事过文学创作，年上海洋左书局曾刊行过他的《新体短篇小说集》，年所著《中国小说史大纲》由泰东图书局出版；他当过记者，办过报刊，20世纪20至30年代还撰有《中国的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纸》、《新闻学概要》、《中国通信社》等。正是多年在泰东图书局、光华书局、现代书局、上海联合书店、上海杂志公司等经营书局的丰富经历，以及参与编刊《宁波日报》等实践，促发了他在年以后广泛搜集出版史料，编纂了《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吴永贵在《民国出版史》中有“张静庐：四马路出版界的霸才”一节，指出：“张静庐能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史料辑注工作，而且做得如此出色，除了自身勤于收罗、友朋鼎力相助等方面的因素外，他本人在此之前长达30年的出版职业生涯，也为之铺垫了经历上和专业上的基础。”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张静庐埋首于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了7编8册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以一人之力，历时20年的苦心收集，精心整理和辑注了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七编八册，约万字。其中近代部分（年至年）为二编二册（《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杂出版社年，下简称《近代初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群联出版社年，下简称《近代二编》）；现代部分（年至年）为四编五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乙编、丙编和丁编，中华书局至年出版，下简称《现代甲编》、《现代乙编》、《现代丙编》、《现代丁编》），外加《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一册（中华书局年，下简称《史料补编》）。全书7编，选文篇，约万字，辑集出版业的图片和书影共幅，保存了大量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近代初编》起自年清廷创设京师同文馆，迄于年五四运动前夕，搜集的均为新出版事业的重要资料。编辑体例系按年排列，但为查考便利起见，亦经略加编次。全编分作五卷，一为官办翻译事务（《奏请创设京师同文馆疏》《拟设翻译书院议》等），二为图书期刊（《辛亥革命杂志录》《辛亥革命书征》），三为教科用书（如《论中国教科书史书》《教科书之发刊概况》等），四为印刷技术（《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等），五为出版法令（如《大清印刷物专律》《民国暂行报律》等）。《近代初编》取材范围，以与图书、期刊的编译、出版、印刷有直接关联的材料为主，报业取材相对较少。《近代二编》起自年“维新变法”前夜，亦迄于年，仍属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范畴，故可视为《近代初编》的“补编”。编辑仍循前例，按资料内容分类，依时间先后编次。全编分为四卷：一为官办编译事务（《奏请推广学堂设立译局报馆》《奏请京师译书局归并举人梁启超主持片》等），二为一般图书期刊（《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叙》《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等），三为印刷装订技术（《清代印刷史小记》《蒸汽机印制折叠乏说略》等），四为有关出版法令。书中所收法令（《满清政府著作权律》《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等）。《近代二编》取材范围仍以曾经过整理，直接与编译、出版、印刷有关联者为主，其中也有一些与《近代初编》相交错的内容，或为初编搜集所未及，或为初编史实之进一步补充。此外还附刊珍罕书影、插图30余帧。
《现代甲编》起自年五四运动，迄于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已进入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时期。编辑仍循前例，按资料内容分类，各依时间先后编次。全编亦分四卷：一为五四运动后有进步性、代表性刊物之发刊词（如《每周评论》发刊词）、重要社团之宣言章程（如《新青年》宣言），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主要刊物发刊词、革命出版机构史实与出版物目录等；二为清末至年初的《汉译东西洋文学作品编目》；三为国际间著作出版权交涉事件（《美商版权交涉始末记》《译印韦氏大学字典版权涉讼记》等）；四为古籍整理出版情况（如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四部丛刊》、中华书局出版聚珍仿宋版《四部备要》及《金陵卖书记》《汴梁卖书记》等书林掌故）。附录有《李大钊先生著述年表》等。此一期间，新旧文化、思想斗争日趋尖锐，在配合革命活动之出版工作上，如何这一史料集中留有丰富的文献，编者颇费心思。
《现代乙编》起自年“八一”南昌起义后，迄于年“七七”事变前夕，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编者仍循前例，按资料内容分类，依时间先后编次。全编亦分四卷：一为文化团体的宣言纲领、学界实况的调研（如《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左联时期文化界动态的记述（如《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及其和反动政治的斗争》）、《一九二九年中国关于社会科学的翻译界》等，二为一般图书的著录和出版概况（如《中俄小说编目》《世界文库发刊缘起》《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三为古籍整理出版情况（如《二十五史刊行缘起》、影印《古今图书集成》等），四为国民党政府有关出版的法令（《国民党政府之著作权法》《国民党政府之出版法》等）。取材范围偏重在国民党统治区，因红色根据地和国统区的地下出版物资料相对搜集困难，故选录内容有限。
《现代丙编》起自年，迄于年建国前夕，包括抗日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编者按资料内容分类，各依时间先后编次。全编亦分四卷：一为文化出版工作者对国民党反动派抗争的史料（如《抗战文艺发刊词》《出版业紧急呼吁》等）以及被查禁的书刊等（如被国民党政府查禁的种书刊目录等）；二为解放区、沦陷区文化出版工作的建设和成就（如《记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华中根据地戏剧书录》等）；三为各种印刷、装订技术的改进和革新的记述（如《中文排字改革的报道》《近代平版制版法》等）；四为国民党政府有关出版的法令（如《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等）。取材范围仍以曾经过整理，直接与编译、出版、印刷有关联者为主，但国统区和根据地的资料有明显增加。
《现代丁编》是现代甲编、乙编、丙编的补遗，起自年，迄于年建国前夕，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现代丁编》的编辑体例与以上诸编略有不同，不再用时期划分，只就资料性质以类相从。全编亦分作上、下二卷，仍以年代编次。上卷集中在新闻报刊的史料，如《中国报纸进化小史》《看上海的小报》等，下卷为翻译图书书目、章程等，如《近年来介绍的外国文学》《高尔基作品中译本编目》《回忆“苏商”时代出版社的工作》《出版商业同业公会章程》等。附录《一九四九年全国公私营图书出版业调查录》等。
《史料补编》起年京师同文馆成立，迄于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系补充近代一编、二编；现代甲编、乙编、丙编中未及采录的一些资料，也尽量收录。编辑体例一仍近代、现代各编之旧例。全编分作上、下二卷：近代部分为上卷，有翻译出版机构的史料（如《同文馆记》《京师译学馆沿革略》）、小说杂志的发刊词（如《月月小说发刊词》《小说林发刊词》等）、教科书编纂的回忆（如《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等）；现代部分为下卷，有共产党在出版业的斗争（如《记党的早期印刷工作和第一个地下印刷厂》《年全国革命报纸调查》）等），也有一些报业调查录，如《外人在华新闻事业调查表》《外国在华报纸》等。附录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大事记。因本编属补遗性质，故取材范围颇多第一手资料，或补以前各编所未及，或系各编文字之注释，虽零星短篇，弥足珍贵。
整套《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取材范围广泛，内容上不拘一格，凸显示出选家独特的眼光和注家审慎的学风，具体列举如下：
1、注意宏观的历史概述。如李泽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王云五《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等；还有一些专题论述，如茅盾的《近年来介绍的外国文学》和《连环图画四十年》、傅惜华《百本戏曲书籍考略》、葛绥成《清季民初地图出版工作及出版物》、孙海波《近三十年中国考古学及其出版物》、郑鹤声《清末民初对于民众读物编审之经过》、曹冰严《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统制中国出版事业的企图和暴行》等。
2、重视时论文献的开掘。如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出版界的混乱与澄清》，大部分选录的是至年的《出版业为文化危机向参政会紧急呼吁》《昆明文化界争取出版自由的宣言》《出版业争取出版自由致政治协商会议意见书》《北平出版业为抗议摧残出版发行自由紧急呼吁》等。
3、留心教科书文献。教科书是清末才出现的新文献类型，和今天研究者不同，清末以来教科书文献不仅受大学者的重视，很多教科书的编纂者都是大学者，如蔡元培、张元济、蒋维乔等，都是商务印书馆中小学教科书的编纂者。这一板块中就收录了《教科书以前的童蒙读物》《教科书之发刊概况（—）》《教科书发刊概况（—）》；陆费逵《论中国教科书史书》、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吴研因《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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